从戏剧冲突设计而言，赵铭的设定为《潜渊》注入了极具张力的核心引擎。他与男主谢岚山既是“镜像”也是“宿敌”：两人同为高智商型角色，都曾信任体制却被辜负，但选择路径截然相反——谢岚山在黑暗中仍试图守住程序正义，赵铭则纵身跃入深渊践行结果正义。这种“一体两面”的对抗格局大大提升了追捕戏的智性含量，双方在推演中相互预判、利用规则反制对方，营造出棋逢对手的心理博弈感，远超普通刑侦剧的猫鼠游戏模式。
赵铭角色的社会隐喻价值或许更为深远。他在网络空间获得的强烈民意支持——部分观众甚至直言“理解他的动机”——折射出当下公众对复仇正义的隐秘渴望，以及“爽感叙事”对道德判断的侵蚀现象。导演结局刻意保留的开放性（赵铭坠崖遗体未发现）既服务于商业续集考量，也暗示此类极端人格的社会土壤并未消失，换一身皮囊的“赵铭”仍会在新案件中重现。这种处理使角色脱离个体范畴，成为某种时代症候的符号载体，迫使观众在观剧结束后继续审视：当公义渠道失灵时，个体暴力的边界究竟何在？
从类型片演进视角观察，赵铭人设标志着国产悬疑剧反派塑造的范式转移。相比早期近乎脸谱化的犯罪者，或近年流行的“全员恶人”混沌美学，《潜渊》选择为反派建构完整逻辑闭环的自洽世界——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有情感缺口作为支点，每段独白都能在面具下找到真实脆弱时刻。这种“沉浸式共情”的写作策略模糊了代入主体的界限，观众在侦破推进中被迫经历“质疑主角—认同反派—再批判自身”的认同摇曳，最终在道德眩晕中完成观剧体验的峰值冲击。赵铭由此不仅是戏剧功能符号，更成为检验中国现代观众伦理承受力的试金石。